南投槍殺案李嫌甫落網時態度囂張，高喊是為了報仇；羈押禁見後李嫌似口頭顯露悔意，然仍未確實交代槍枝來源。背後反映的，是台灣特殊的司法文化，法官看到表面的悔意或達成和解，就極盡能事輕判，凶嫌也因此都學會，裝出良好的態度，就可以爭取減刑免死。有律師受訪說倘李嫌無精神障礙，恐難逃死刑，我很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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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過往判決。本月(7)初一名周姓教師性侵學生二審維持輕判2年，其任教學校學生（案發時僅12.13歲）在周師私下經營的補習班補習，周師藉機性侵5次，法官認為周師願意面對錯誤，曾試圖想與受害學生和解，儘管學生根本沒接受，法院還是引用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條款輕判。去年臺中五男因買車糾紛變「球棒隊」打人致腦震盪，法官也以加害人極力彌補、和解為由，動用刑法第59條減刑，最終僅輕判五個月徒刑得易科罰金。湯景華殘忍縱火奪走六條人命，沒有悔意、和解、彌補...等情事可以援用，最高法院乾脆發明法律見解，說人權兩公約的一般性意見當中「直接和故意導致死亡(directly and intentional in death)」的文字，就是我國刑法第19條第1項的「直接故意」，所以照人權公約「不能判死」，把國際公約沒說過的話硬塞給公約，否定了之前四次下級審判決。總而言之，中華民國的法院，總是可以費盡洪荒之力找出輕判免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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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槍殺案李嫌，目前被查出8年前與被害人有官司嫌隙後就預謀，有所謂死亡筆記本，犯案當下十分冷靜，預先準備槍彈與消音器，逃亡時也多次改搭計程車製造查緝斷點，顯然經過縝密計畫。究竟是長達8年處心積慮的計畫，還是收押禁見後的「後悔」，更能代表李嫌真正的狀況，一般人稍加思索都可以知道。警方展現高辦案效率，迅速逮捕嫌犯，倘若司法之後作出匪夷所思的輕判判決，將形同打擊警察士氣。司法能否能維護正義？對被害人而言，臺灣的訴訟制度宛如一部無情的機器，從被捲入的第一天，司法體系就是本位主義，在乎的是能否減輕撰寫判決或被上級審糾正的業務量，不斷以違反常識的表象「悔意」或「和解」當作輕判的依據，甚至誤解是為了修復式正義。無論加害人悔意是真是假，被害人接不接受和解，法官都找得出顯可憫恕的說詞，徒具形式的修復和解，只是對被害人的二度傷害，也加深全民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