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要求稅制公平之意識高漲，改善台灣所得差距，陳總統公開呼籲落實稅改。可是，原本眾所期待能夠彰顯公平正義的最低稅負稅制，行政高層已被企業說服將稅率訂為7.5％，在無其他配套稅改方案併同進行，最低稅負制似已失去當初推動之意義，這樣的稅改實在口惠實不至。

首先，台灣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租稅公平化無疑乃是治本根基。自九十年至九十四年之稅式支出來看，營所稅與高所得者之稅式支出總額總計有6600億元，而受薪階級的稅式支出則為5000億元，換句話說，這代表著政府在過去五年來所提供給企業的租稅優惠遠高於個人，小老百姓對國家財政的貢獻比重居然比企業還要高，錦上添花的性質，有利於富人之租稅減免，卻窮了百姓。再加上政府現行債務餘額與賦稅收入足足差了近3倍，此等情形不僅會讓我國財政日益惡化，更會造成我國信用評等日漸下滑，嚴重影響我國競爭力。

其次，稅改本是良藥苦口，企業對此一直頗有微詞，甚至搬出『搞均貧』之說不斷地透過各種有力管道與財政部討價還價。以國外經驗來看，如美國、韓國及加拿大，均有類似因減免項目繁多、且多適用於高所得者，造成稅基侵蝕及租稅不公平之現象，於是，美國、韓國及加拿大爰採行最低稅負制度（AMT），使適用租稅優惠而繳納較低稅負或甚至免稅之法人或個人，至少應繳納最低稅負，以美國來說，其公司所應繳之最低稅負稅率為二級式20%、25%，而個人二級式則為26%、28%，再以韓國來說，大企業為15%、中小企業10%，個人則為14.4%，其推動最低稅負制度後，美國與南韓之經濟成長率近三年分別平均為3.73％、3.7％，在其維護租稅公平之際，並無因此而影響企業投資與經濟成長，更何況美國、韓國現行實施的稅率均高於目前行政高層規劃的稅率方案，政府若屈從於企業挾經濟發展之論而軟化國家稅制改革的之推動，顯悖於民之所需。

再者，財政部在提出最低稅負稅率時，一直從20％，陸續調降為7.5％，不僅企業與政府在拔河，就連政府財經部門間都存有異見，如果要維持最低稅負功能，稅率不應低於10％，否則再加上即將推出一連串的企業優惠稅制方案，這比不實施還要糟糕，甚至有部分協助政府擬定稅改方案的專業人士無奈地表示，從這次最低稅負研議來看，若要真正推動稅改只能靠「體制外」力量，此說正反映出體制內改革的無能與無力。

仔細來看，雖然企業適用的營所稅名目稅率為25％，但自『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實施以來，各產業所繳營所稅占稅前淨利的有效稅率，十年來平均約為全體產業為13％，其中，電子業約為11％、傳統產業大約15％，可見整體高科技產業不是不繳稅，而是源自產業內部稅制對待上的差別性，以致形成不繳稅的印象。只是，『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在功能別獎勵外，又廣泛存在產業別獎勵，才是真正造成產業稅制不公的主因，過去十年，因而產生之租稅優惠總計高達3928億元，再加上政府對所謂的『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過度關愛，不僅享有功能別獎勵外，還享有更高人一等的五年免稅或股東投資抵減，以致雀屏中選的企業，其有效稅率甚至不到1％，比較民眾分文稅都逃不掉的情況，豈能不有質疑不公之聲。

更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少繳些稅，許多企業透過管道紛紛走避海外避稅，甚至是於海外所賺之所得根本就不匯回來，根據外資估算，目前海外資產至少約為2000億美金，筆者以最保守的定存利率2％來作估算其最低所得，海外所得至少約計有40億美金，相當於台幣近1400億元，倘若以10％稅率估算之，企業海外所得之稅收損失每年將約有140億元，企業在國內、海外都可享有絕大的租稅優惠，試問百姓心中又作何感想。然而，海外所得課稅並未納入最低稅負制方案中，換句話說，企業仍舊可以將資產、所得外移，政府也還是沒輒。

我國長期以來，基於經濟、社會發展之考量，傾向採行租稅減免方式以達特定目的，實施結果，租稅減免範圍不斷擴大，而減免利益並有集中特定產業或個人之現象，嚴重破壞租稅之公平。因此，筆者以為，最低稅負制的推動絕對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甚至建議政府，應將課稅體由屬地主義改為屬地兼屬人主義，並將相關產業租稅減免一併檢討修訂，方符公平正義。推動稅制改革是一條漫長艱辛之路，領導人的誓言與國家行政機制必須同步齊走，而非虛應故事，惟有如此，台灣貧富差距才有縮小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