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四一０教改運動迄今，歷經十年的推行，投資了難以
估計的經費和資源，動員了全國教育人員的力量，弄得學
生和家長個個焦頭爛額，在各式華麗的口號之下，教育改
革的「成效」究竟若何？恐怕可以從近來沸沸揚揚的一連
串教改抗議行動中，得知一二。
教改原先的立意是要釋放在教育管制之下受到束縛的心智
與視野，過去以升學主義掛帥的教育，讓學生在知識的記
憶層次中，耗盡大部分的時間和心力，而在創造性的思考
方面，竟然乏善可陳。這樣一言堂式的教育管制結果，造
成的反動就是：自由派人士標舉「國家退出、市場介入」
的口號，大張旗鼓的高呼「自由」、「鬆綁」！當各方壓
力紛至沓來，政府於是在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於體
制外成立了「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自此一連串的教改
戲碼不停上演，從九年一貫的多元學習課程到一綱多本的
教科書鬆綁政策，甚至是開放多元入學、廣設高中大學、
開放師資培育管道多元化……等，在在都朝著「自由
化」、「多元化」的目標前進。在這樣一波波的教改行動
中，不但教師疲於奔命，學生一片茫然，家長負擔更是沈
重，而這樣無限制放任的結果，究竟有無達成教改最初要
讓學生紓解升學壓力與快樂學習的目的呢？如果答案是否
定的，那麼勢必會有一波新的反動思想出現，以因應現行
教育政策的亂象。
有人說，台灣的教改目前將近入第二個階段，名曰「二次
教改」。現行教改之所以弊病叢生，多因其在實行之時過
度鬆綁、貿然躁進的結果，而「二次教改」若仍只是流於
口號和街頭運動，卻提不出一套具體的、漸進的、可行的
作法，則最後仍與現行的教育體制一樣，走上沈痾難解的
命運。依筆者所見，當務之急即是政府應面對教育政策進
行適時的調控與管理，並設置一個專業的、國家級的「教
育研究機制」，用以從事課程研究、評鑑各項教育新制之
優缺點、調節升學供需的平衡、建立一套因時因地因市場
制宜的教師流量管控系統。唯有建立高層級的「教育研究
機構」，才能減少國家的教育政策因部長職位的屢屢更迭
之下，所受到的衝擊和偏失，至於其具體作法如下：
一、尊重教育專業、符合台灣文化
近十年來，每位教育部長的任期，平均起來都不到兩年，
如此頻繁的人事變動，以致教育政策總是隨著「新人新氣
象」的情況多所變更。教育是百年大計，任何教育政策總
是需要長期的推行，方能見其成效，是故教改十年來終究
給予人混亂有餘、成效不足的觀感。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
一日，政府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並敦請李遠哲
擔任召集人，邀集三十位社會碩彥，共同制訂了「教育改
革諮議報告書」。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四日，行政院院會正
式通過「教育改革行動方案」，包括十二項行動方案，行
政院將以五年一千五百七十一億的經費，從事各項教改政
策，而其召集人為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日前李遠
哲院長承受不少在野黨的輿論壓力，之後他指出，教改的
所有責任應由當時身為閣揆的連戰來承擔。從這裡我們見
到了朝野拿教改作為互相攻訐的議題，不僅予人選票考量
的聯想，也無助於釐清責任歸屬的問題。更突顯了長久以
來教育政策，多是想到哪、做到哪，沒有一貫策劃的機
制，也沒有能完全負擔責任的單位。加上政策推行時所成
立的各式「委員會」和「研究小組」，也通常是在總報告
呈交行政院後就解散了，如此，不僅造成政策執行上無法
一鼓作氣，而需要長期始見成效的教育方案，更無法貫徹
到底確實執行，自然也找不到能承擔責任的權責單位，最
後甚至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這是教改的悲哀。
是故，政府的教改當務之急，必須建立一個直接隸屬中央
的「教育研究機構」，來進行教育政策的制訂。因為任何
教育政策的規劃，都是十分細緻的社會工程，因此，必須
有一專職、專業的研究機構，專權專責的來制訂各項教育
政策。而其委員也必須是國內外專業的教育專家和學者，
重要的是，還必須審慎評估國外的教育政策是否符合台灣
環境的可行性，千萬別迷信「外國的月亮較圓」，而將國
外執行有功的政策全然移植，如此，才能更切合台灣的文
化和體制，也才能避免倉促產生的種種泛政治化之「教育
利多」，如此將教育回歸專業，並不再受到政治的操弄，
我們的教育才能真正符合台灣人們的需要與期待。
二、監督政策執行、落實評鑑制度
目前的教改亂象，究其根本多在於各式方案口號眾多、政
策朝令夕改，以及決策的過程過於草率倉促……等，讓許
多基層的教師及學生疲於奔命，卻仍達不到預期的成效。
其實，若能在教育方案提出之前即能由「教育研究機構」
進行理性的辯論與審慎的評估，並確實與國家的總體發展
策略謀合，再從中規劃短期、中期、長期之目標與作法。
在政策實行之前也應先進行試辦，試辦之時並應確實的予
以觀察和紀錄，並開放基層教育工作者參與討論，不合宜
之處再加以檢討和修正。到真正實踐之時，也應由「教育
研究機構」從旁進行指導和監督，俾使其提高政策的執行
力，並定期評鑑實踐成效。如此漸進式的推動教育政策，
必然能減少盲動與躁進所造成的反彈和撻伐，也能有系
統、有計畫的解決教育專業問題，更能確實掌握教育政策
執行的進度，長期來看，國家政策與教育政策同步，也才
能培養出符合國家需求的人才，提高國家競爭力。
三、平衡升學供需、追求優質教育
在教改人士「人人唸大學」的藍圖規劃之下，以廣泛設置
高中大學來達到這樣的理想，於是，十年來高等教育數量
大幅增加，以四年制大專院校來說，從七十九學年度的四
十六所，至目前的一百四十八所，平均每年增加九所大
學。這樣在數量上的快速倍增，加上高等教育預算有限，
如此稀釋教育資源的結果，造成教育品質的向下沈淪，國
家的競爭力當然無法提升，更遑論在天然資源匱乏的台
灣，能以優勢的人力素質來爭取國際上的生存空間了。
再者，在國家財政困難的壓力之下，政府一面縮減高等教
育的補助，一面又鬆綁學費政策，於是公立大學與私立大
學皆走向高學費的道路。以公立大學為例，一年學雜費約
為二萬九千元，而私立大學則約為其二至三倍，相較之下
公立大學顯然較「物美價廉」，如此在有限的優質的高等
教育市場中，供給不足成為必然的現象，那麼，在「僧多
粥少」、人人擠公立大學的情況之下，試問學生的升學壓
力和教改前又有何差異呢？
是故，必須要建立一個國家級的「教育研究機構」，如
此，才能在此時肩負起平衡升學供需的任務，在漸進式的
原則之下，嚴格的評估學校、學系的品質和數量，並輔導
各學校發展出個別的特色，而這個學校的獨特性，能讓不
同需求、不同興趣、不同專長的學生，皆有向上學習的空
間。另外，再設立一套公正、客觀的評鑑制度，隨時檢驗
學校的辦學績效與研究成果，更可將產學合作的計畫與學
生就業輔導納入評鑑內容。如此學校能因材施教，學生能
適性發展，供需達到一個平衡，才能真正釋放「升學壓
力」，教學品質也才能獲得提升。
四、調節師資數量、提升專業素養
開放師資培育管道的政策，就在教改人士大力疾呼「自由
化、多元化」之後，如火如荼的展開。從起初的台大、清
大等二十多所名校設立國中教育學程開始，到目前約有八
十所大學開設教育學程，一時之間教師「人滿為患」，延
續教改的特色，如此「躁進」的結果，造成近十三萬擁有
教師資格的合格教師，在三萬個缺額之中激烈競爭。姑且
不論輾轉各地參與教師甄試那哀鴻遍野的慘狀，只需看看
那近十萬名流浪教師，在前有古人（原在學校任教的教師
欲轉校），後有來者（每年不斷產出的合格教師）的雙方
夾殺之下，其處境之艱難，自不在話下。
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必須設立一個超然的「教育研究機
構」，來進行師資數量的控管與師資培育機構的監督工
作。首先，在培育師資之前，先對全國目前的教師缺額與
任教科系進行調查與評估，再因時、因地、因科加以限制
各師資培育機構的招生人數，並每年針對師資培育機構本
身的教學品質和績效進行評鑑，且適時予以督促或淘汰。
如此，相信流浪教師的問題會大幅降低，教師也能在師資
培育階段學習更多專業知能，而拿到專業的證照，成為合
格教師之後，更能從容的進入就業市場，發揮專長、貢獻
所學，延續師道尊嚴。
教改厲行十年以來，過度鬆綁、沒有節制的結果，造成現
今種種的亂象，在過度放任之後，我們應深思，是否應由
政府出面成立一國家級的「教育研究機構」，來對教育政
策予以適時的規劃和監督，如此，才能穩健的進行教育各
項改革，並培養出優質人才、提升二千三百萬人整體產
值，增加國家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