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國安局專案機密資料曝光所引發的諸多政治效應，不
容否認，已經造成了幾項不可彌補的傷害：包括首先，檢
調司法單位大規模的陣仗，搜索媒體及記者的居所，查扣
尚未上市的雜誌，並預備以「外患罪」起訴媒體，彷彿重
返戒嚴時代，已引發國際媒體廣泛報導，對台灣民主形象
傷害甚巨。其次，它透露了即便國安局已法制化多年，依
舊存有一筆秘密、龐大、完全非法、也完全不受監督的制
度外預算，任由總統及國安局高層自由運用，破壞國家法
治體制甚巨；此外，它也顯示當國家機器的最高當局與情
治機構可能存有金錢運用弊端時，現有的所有內控與外控
機制，從審計、政風、立法院到監察院，幾乎完全無法發
揮作用，證明當前國家機器的自我檢查與修復的功能，相
當的薄弱。本席認為，制度最重要，人治和法治必須區
隔，政府所有預算都應接受國會監督，不能有體制外的經
費預算。劉冠軍案猶如一面鏡子，映照出台灣當前諸多弊
端難解的習題，也顯示當下有關方面所必須亡羊補牢的努
力仍就很多。善後補救、立法配套、重建監控機制等，沒
有一項能再拖延，需要目前政府高層痛定思痛地找出徹底
解決的方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一、姑且不論檢調單位的搜索行動是否涉及打壓新聞自
由，亦不論壹週刊是否真的涉及機密外洩罪，我們若僅從
幾個面向去探究劉冠軍弊案所呈現的政治意涵，當不難體
會國安單位與媒體對所謂國家機密的界定確有區別。
二、首先談國安局情報經費的運用問題，它原本是國民黨
長期執政所留下的歷史包袱，也是繼拉法葉購艦案之後眾
多弊案的一環，需要目前政府高層痛定思痛地找出澈底解
決的方案。站在國安機構的立場，情報工作必須維持它的
機密性，單線作業的規範讓劉冠軍有機可乘，而我們的情
報工作多年來又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政府高層的少數人
可以決定經費的支出對象，甚至成為圖謀私利的煙幕。
三、從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看，國會對國家安全工作的監
察，通常具有一定的極限，因此歐美國家國會的情報委員
會比較重視情報官員的清廉，制度化是為防範情報工作淪
為政黨鬥爭的工具；換言之，只要國安單位能根據國家的
任務去推動情報工作，國會必然會尊重情報單位的專業。
四、最近幾年，國內媒體濫用新聞自由的例子時有所聞，
新聞評議團體或社會輿論對此現象儘管有所批評，卻少見
媒體有自律行為。面對台灣政壇慣用放話抹黑、中傷誹謗
或惡意扣人帽子的低俗文化，媒體的報導尤其需要謹慎行
事。今天的台灣已大步邁向民主化社會，民眾很難再容忍
假國家安全之名而謀少數人之利。此一事件帶給全民的省
思應該是，國會儘速建立國安單位預算審查的機制，同時
也應藉明確的立法來遏阻第四權可能出現違及國家安全的
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