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工會法是國民政府在民國十八年所制定。當時的中國處於烽火

不斷，政治動盪，民生凋敝的專制而傳統的農業社會下，主政者在鞏

固政權的考量下，所制定的工會法內容，充滿了統制、限制及指導的

色彩，從例如有關強制入會、組織與結盟的限制及指導工會會務內容

等規定可見一般。國民政府遷台後，於實務運作上，基層或上級工

會，尤其是大型的國營事業工會幹部，幾乎都受執政黨節制。雖然民

國六十四年工會法曾有較大幅度的修正，但主架構維持不變。隨著政

治愈趨民主，經濟愈趨富裕，資本主義工業社會逐漸成型，原來充滿

統制、限制及指導色彩的工會法已與時代變遷衍生的需求有所扞格，

工會呈現更多經濟性的功能，工會的組織及幹部組成已非單一政黨所

能完全節制。因而工會法朝自由化、民主化、多元化方向修正之態勢

漸趨明朗。行政院於九十一年五月送交立法院審議的工會法草案內

容，即朝前述方向大幅修正，但因各界仍在為究應自由化、民主化及

多元化到何種程度而爭論不休，致工會法修正草案迄今未能進入審議

程序。

大陸在中共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實施的仍是統制性工會

政策，在黨領導工會的原則下，工會組織有濃厚的政治屬性，一九五

○、一九九二及二○○一年的工會法都強調中國共產黨在工會組建中

扮演指導性的角色，例如二○○一年新修正的工會法第四條即規定：

「工會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在鄧小平主政後，隨著

經濟的改革開放，新修正的工會法，強調工會參與管理國家、社會、

經濟事務的權利，突顯出工會在政治功能外的經濟與社會功能。並增

強工會「集體協商」及工會可以設置由企業單位支薪之專職幹部的法

律依據、保護工人階級群眾組織工會及職工參與民主管理的權利。在

新的工會法施行後，大陸台商或將面對籌組工會及集體協議的壓力；

如有工會，將增加撥繳工會經費、支付專職幹部薪資的成本；以及面

對職工藉參與民主管理之名干涉企業經營管理。

兩岸工會法同樣是在一黨獨大或一黨專政下的產物，如與西方工

業先進國家的工會法比較，兩岸的工會法給予工會或勞資雙方的自由

或選擇空間，都顯得有所不足，而因著過去兩岸意識型態的差異，走

社會主義及共產黨一黨專政路線的中國大陸，其工會法比之走資本主

義路線的台灣工會法，更突顯其統制指導的政治色彩。但大陸隨著改

革開放腳步的愈加緊湊，走資路線的愈來愈濃厚，私有企業及外資在

經濟發展上所佔的份量愈來愈重，有關國際勞工公約或工業先進國家

的勞資關係體制，也漸進的滲入相關法令中，工會法也不例外，並在

實務運作上逐漸的體現。

但大陸法制部分呈現了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現象，各省各地區以及對

內資或外資也出現不同的執法考量。而在大陸各地積極招商，擴大經

濟改革成果的原則下，對投資前及投資後的法令執行力度也有差異。

因此，新的工會法對不同省分或地區的台商，所帶來的衝擊將有所不

同。學者專家一再促請台商正視工會法的內容，做好勞資關係，避免

發生勞資糾紛。並要特別在意在背後支撐工會的共產黨所存在的影響

力。對於勞資爭議調解仲裁後的救濟程序，也要充分了解。而政府站

在輔導台商的立場，除了法令相關資料的提供之外，應蒐集台商適用

大陸工會法及勞動相關法令時，所曾經遭遇的問題個案或可能面對的

難題，加以整合分析後提供台商參考，避免重蹈覆轍。

此外，正當國內在為教師能否組織工會及法制面如何規範而討論

的沸沸揚揚時，這在中共已不是問題，在中共工會法第三條規定下，

教師同樣受到組織工會的保障，不必再經由其他法制規範。該法第三

條規定：「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

生活來源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

業、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任何組

織和個人不得阻撓和限制。」此依規定所保障之對象範圍相當廣泛，

值得參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