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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研析

引進修復式司法之法制研析 撰成日期:108年5月 更新日期:108年5月28日 資料類別:議題研析 作者:方華香 編號:R00701
一、 題目:引進修復式司法之法制研析
二、 所涉法律
刑法、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監獄行刑法等。
三、 探討研析
(一) 修復式司法之概念
電視台於今(民國108)年製播「我們與惡的距離」社會劇,造成收視熱潮。該劇透過無差別殺人事件,呈現該起事件之加害人家屬、被害人家屬、辯護律師(家屬)等不同立場者關係視角,探究法律、人權、正義、善惡間的擺盪與媒體現象。不論雙方當事人家屬或相關社會大眾,均各自在巨大黑暗創傷中蹣跚前進,時間巨輪下有無彼此諒解寬恕、撫平傷痛、重現希望之光之可能?
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指提供因犯罪行為受到最直接影響的人們(加害人、被害人、他們的家屬、甚至社區成員或代表),各式各樣對話與解決問題之機會,讓加害人認知其犯行的影響,而對自身行為直接負責,並修復被害人情感創傷及填補實質損害(非單純金錢賠償而已)。相較於以刑罰為中心之傳統刑事司法制度意在懲罰或報復,修復式司法關注重點是國家在犯罪發生後,如何療癒創傷、復原破裂的關係,並賦予「司法」新意涵,即在尋求真相、道歉、撫慰、負責與復原中伸張正義。
(二) 外國法制之發展與應用
根據文獻指出,將修復式正義法制化的國家包括有:紐西蘭1989年通過的「兒童、少年及家庭法案」,少年犯罪者應採用「家庭團體修復會議」(參加者可包括少年、父母、親戚、被害人、律師、警察、社工等),除非少年否認警方所述事實,才會停止會議回到一般司法程序。因實施績效良好,1994年以後逐漸擴大為成人之社區團體修復會議,2002年正式納入刑事裁判法(The Sentencing Act 2002),明文將修復式正義作為量刑考量標準;澳洲首都特區政府於2011年修正施行刑法修復式司法章,法官可考量加害人於修復式程序中參與的態度或達成之協議等各種因素,作為量刑標準;1987年德國修正刑法第46條第2項,法官在量刑上可針對犯罪人對損害再復原的努力及與被害人達成調解的努力予以審酌是否減輕刑罰,1994年將「犯罪人與被害人調解及再復原」制度更廣泛加強於德國刑法中,1993年增修刑事訴訟法,將此制度置於程序法中,1999年進一步要求檢察官及法官有義務促進「犯罪人與被害人調解及再復原」之達成;而德國少年法院法中,亦將少年對損害再復原、與被害人調解等作為教育措施或轉向處分,以代替監禁,或當作少年緩刑、假釋後的一種負擔。
除司法體系外,獄政體系亦有運用修復式司法進行輔導教化者,例如:美國、英國、比利時等國,針對青少年、性侵犯和暴力犯,安排在獄中或假釋期間進行面對面的修復調解會議;而澳洲亦在教育體系中,運用修復式正義處理霸凌、逃學或其他校園嚴重違規事件等。
(三) 我國法制之發展
有鑑於各國修復式司法之立法趨勢,我國「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於第10點分組決議「實踐修復式正義」之議題:「修復式司法法制化;在各階段落實修復式司法」中,已擬訂具體改革方案為「1.在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監獄行刑法中,增修促進加害人與被害人的調解及關係修復之法源依據。2.應充實修復式司法之專責人力與預算,法律扶助基金會也應積極推動修復式司法的服務。3.於醫療糾紛調處中,以修復式正義為精神替代糾紛解決模式,藉由對話的善意,重建醫病關係。」,而目前法務部函頒有「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方案』實施計畫」,供各地檢察署實施。
四、 建議事項
(一) 儘速完成法制化
由於我國目前並無將修復式司法制度法制化、成文化,僅透過「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方案』實施計畫」,由各地方檢察署視個案推動實施。為落實前述國是會議決議,司法院、行政院於108年3月函請立法院審議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增訂偵查中及審判中移付調解及轉介修復式司法程序之規定;行政院同年4月函請立法院審議之「監獄行刑法」修正草案,則增訂監獄得安排專人或轉介機關(構)、法人、團體協助受刑人與被害人進行調解及修復事宜之規定;同年5月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通過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亦引進修復式司法制度,增訂少年法院得斟酌情形,經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及被害人同意,轉介適當機關、機構、團體或個人進行修復,逐步朝向法制化。儘管前述相關草案規定仍可能未盡完善或過於抽象,但對於推動修復式司法從無到有之過程,法制化仍屬重要且必要之一環。
(二) 運用修復式司法案件類型之思考或限制
觀諸外國法例,修復式司法多起源於少年事件,但我國卻未特別強調其在少年犯罪事件中之運用,此種案件類型應如何進行修復,修復範圍甚至是否及於教育體系(學校校園),仍待進一步規劃。
又若干重大暴力或特殊案件,例如兒虐、家庭暴力、性侵害、重大公安意外等,在啟動或運用修復程序時,應特別慎重,例如可能必須嚴格要求有專業社工在場陪同,或僅能由被害人一方主動發起(犯罪行為人無權發起);另被害人如為未成年人,但已能清楚表達真意,其對加害人是否原諒或心靈是否已得到修復,係以法定代理人(父母)之意思為斷?抑或必須完全尊重能清楚表意之未成年人?綜上,在實際運用修復式司法時,應容許視案件類型有不同處理方式。
(三) 配套修正刑法第57條量刑輕重標準,以使修復式司法制度更形完整
現行審判實務中,如加害人對被害人賠償或道歉,法官通常以刑法第57條第9款「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或第10款「犯罪後之態度」於量刑上酌予減輕。然而,修復式司法著重情感、關係之修復,對被害人賠償或道歉未必等同於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或已落實修復式正義,且此規定之文字係以被告觀點切入,並不符合現今刑事政策被害人保護思潮。
觀諸前述外國立法例,皆同時在刑法(刑事實體法)中明文賦予法官可審酌加害人與被害人是否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及在程序中之行為態度、達成協議與否,作為量刑標準之權限,前述我國刑事訴訟法、監獄行刑法等草案既已有「轉介修復」制度之明文,則刑法第57條之量刑考量因素中,似亦可酌情修正,加入如經偵查中或審判中轉介修復,犯罪行為人於修復過程中之努力或表現及是否確實達成被害人情感修復效果等類此文字,以資完整配套。
撰稿人:方華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