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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研析

論刑法第190條之1流放毒物罪之適用問題及修法方向 撰成日期:106年4月 更新日期:106年4月1日 資料類別:議題研析 作者:方華香 編號:R00166

(一) 與廢棄物清理法或其他環保行政刑法之競合適用問題

實務上,刑法第190條之1常與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競合,而廢棄物清理第46條第1款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第4款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皆為行為犯,較刑法第190條之1須「致生公共危險」之「具體危險犯」,更易成罪。突顯環境刑法在普通刑法、特別刑法中,條文結構、構成要件、立法目的、法律效果等互相牽連糾葛,反映在個案之法律適用層面的複雜性。

(二) 刑法第190條之1為具體危險犯,檢察官能否具體證明「致生公共危險」,攸關法院判決之基礎

在司法實務上,常見適用刑法第190條之1流放毒物罪之案例,針對「致生公共危險」要件,檢察官能否善盡實質舉證責任,常是法院判決是否成罪之重要基礎。

(三) 「污染」行為具有長期性、累積性、集合性、混同效果,以致有解釋空間

環境污染行為有其特殊的累積性特徵,多種有害物質累積經過長時間、持續地集合,甚至不只直線地增加損害,而是超乎比例地增加,或是轉變為其他作用,對環境造成不利益的變化;但如果僅是排放微量廢水,是否構成「污染行為」?或者必須達到一定排放量,始足當之?均非無疑。

(四) 「毒物、有害健康之物」之認定,有賴於專業鑑定機構或行政機關之命令、函釋補充

認定「毒物、有害健康之物」,需尋求專業鑑定機構之協助或證據補強,亦可能需要行政命令或函釋補充,具有高度專業性。專業鑑定機構難尋或無意願,或可能技術水準不一,產生兩極化之鑑定結果,均可能是司法實務上適用刑法第190條之1可能產生之難題。

(五) 雙重因果關係證明,複雜度及難度倍增

觀諸本罪構成要件,需先證明:投棄、放流、排出或放逸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而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第1層因果關係:投棄等行為、毒物、污染環境),後必須再證明行為「致生公共危險」(第2層因果關係)。此種雙重因果關係之證明,需要高度複雜論證,以致本罪在實務上運用之實用性降低。而實務上也發展出推定因果關係、疫學因果關係等理論,以茲補遺。

(六) 與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相較,本罪無罰金刑,其主刑刑度亦不比廢棄物清理法高

誠如前述,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為行為犯,只要有任意棄置廢棄物行為,無庸「致生危險」,即可成立犯罪;再者,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有罰金刑(1500萬),主刑刑度為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均較刑法第190條之1為重。比較言之,法院適用刑法第190條之1之機率已不高,即使適用刑法第190條之1案件多有量刑過低之現象,而無法真正落實環境權之保障。

(七) 環境犯罪具集體共犯、法人犯罪等特性

環境犯罪多半是在法人形態下,由法人格內的集體多數人犯罪,常發生共同正犯(行為聯絡、犯意分擔)、幫助犯、教唆犯情形;法人又多具有營利性質,以致更有污染環境之行為動機與犯罪成因,而難以滅絕。

(八) 未來修法可能方向-代結論

普通刑法為根本大法,變動不易,而環境犯罪為新興犯罪類型,型態日漸多元,88年增訂之刑法第190條之1似乎已無法發揮嚇阻環境犯行之效果。觀諸各國立法形態,環境刑法有不同規範模式,除了在各該環境行政法中,附加行政刑罰條款外,德國環境刑法特色係在普通刑法典中設有環境犯罪專章,直接以環境法益為保護法益(納入普通刑法);日本則有關係國民健康公害犯罪處罰法,建構環境犯罪之通則(單獨立法),偏向公共危險犯,確立法人責任主體性(兩罰規定),採用疫學關係理論(因果關係之推定),以解決公害犯罪中因果關係認定之難題。

如單就本罪之修正而言,首先應檢視相對應之其他環保法規中之行政刑罰之要件、處罰刑度及罰金額度,未來本條可考慮採取行為犯之立法模式,甚至罰及未遂犯、過失犯,刑度與罰金亦應與其他行政刑法相衡平。此外,因果關係之推定或減輕,亦是可以考慮之立法方向。同時,因應法人犯罪之特性,針對其負責人與法人應設計兩罰規定,並將相關清污費用納入犯罪所得之計算,以遏阻法人繼續為營利而戕害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