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NCC）在9月28日舉辦「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公聽會。針對「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我們建議的討論事項有二，首先是草案實質面的「規範體系」；其次是草案程序面的「制訂流程」。
一、規範體系
參酌草案第一條立法目的之規定，是為了確保通訊傳播自由及效能競爭。就法論法，我們希望以此為評判標準，檢視草案的體系是否達成其規範目的。
許多學者專家已分享許多寶貴意見，如何就通訊傳播業者的行為，進行事前管制與事後管制；但我們認為討論管制的架構，可以再往前推進，從「結構管制」與「行為管制」作為切入重點。
先解釋何謂「結構管制」、「行為管制」。結構管制指的是，對電信產業的潛在進入者，依其類型核定其事業活動資格的程序，來設計產業組織結構的管制行為，例如事業的進入門檻、外資限制、所有權移轉管制等；行為管制指的是，企業依結構管制取得事業經營資格後，管制當局對其在市場上的策略活動所進行的行政干預，例如避免不公平競爭、資費管制、服務品質的確保等。
概要地觀察本草案，第二章「通訊傳播事業及其業務之經營許可」共26條條文，進行上述的結構管制；第三章「通訊傳播市場之管理」共38條條文，進行上述的行為管制。簡單就條文數目相比較後觀察可知，結構管制在管制思維中仍佔有很大一塊比例。
這樣造成的問題，若單純從「量」的角度而言，事業體必須接受二重的管制方得營業，產業的層層限制對於既有業者或新進業者都是一項負擔；再進一步從「質」的角度而言，由於企業不願承受過重的負擔，因此減少加入競爭的可能性，一旦競爭機制無法從中發揮作用，整體產業既無法向上提升，也間接造成消費大眾的損害。
就好比草案中要求「頻道業應採特許制，同時承受結構管制及行為管制」，劉幼琍委員於NCC第193次委員會記錄所提不同意見書中，對上述管制措施便表示反對。但是，我們要澄清一點，我們並非針對頻道業是否應採特許制表示明確看法；而只是想藉此提出一個事例，說明也有NCC委員與我們有同樣的隱憂，「同時承受結構管制及行為管制」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們的意見是，在類似的管制目的下，假如對一事業或業務進行結構管制或是行為管制，都能達到相同管制效果時，我們應該以行為管制為主，避免進行結構管制；假使是經過政策評估後，結構管制勢不能免的時候，也應該進行「低度」的結構管制為宜。如此一來，才能切合草案第一條揭諸的精神，達到通訊傳播的效能競爭，更因導入競爭而保障通訊傳播自由。
二、制訂流程
我們深知NCC於基本法的壓力之下，必須釋出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但倉促推出、未與學界、業界妥善溝通以致歧見頻頻，非常可惜，畢竟未來通訊傳播管理法規範所及並非只有監理機關，產業、消費者都置身其中深受影響。
所以我們的意見是，未來如有類似的重大法案須制訂或修正時，NCC應塊狀地適時釋出重大議題，即時供各界討論並給予回應，以謀求利益最大化。
楊芳婉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