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問題是全球性共同議題，而非台灣所獨有；惟面臨我國當前失業率之節節升高，其隱含之結構層面及社會層面問題或警訊，實應及早予以掌握，政府及相關單位更應積極研擬對症下藥之政策，以面對即將來臨之高失業時代，並緩和其可能產生之各種衝擊。然而綜觀當前有關失業問題之專文，或勞工委員會之相關報告，均僅著重於失業現況之探討，與未來政策推動之重點，而完全忽略了目前失業類型之探討，對許多先進國家勞動市場之失業增加與勞動短缺並存現象，即結構性失業問題是否在我國出現亦極少見到相關探討。假若政府錯認不景氣的失業為結構性失業，因而推行職業訓練、第二專長訓練，結果將徒勞無功，無助於就業機會的增加；惟若錯認結構性失業為不景氣失業，而採行擴張性之貨幣政策，來刺激消費、投資，增加總需求，則不但無法解決缺乏適當轉業技術勞工之就業問題，反而將導致通貨膨脹的惡果。
此外，名目失業率偏離自然失業水準達一定程度以上，政府的干預行動，始具有實質的政策意義；否則在不逾限的範圍內，過度的干預行為，通常是徒勞無功的。從先進國家之經驗，自然失業率之水準，係與一國經濟發展之成熟度、經濟富裕度，乃至一國失業保險給付制度與給付水準間，均存在著相當顯著性之函數關係，因此，釐清我國家之自然失業率之事實水準高低，亦應為當前政府之重要課題。
因此，為確實釐清我國當前失業率迅速攀升之現象，本文利用行政院主計處民國七十年至本（九十）年十月之最新「人力資源調查」統計資料進行估計，發現台灣地區之自然失業率早期在一％上下微幅變動，但自八十五年起呈現逐年明顯升高，八十九年平均升為一．四八％，本年一至十月平均更升至一．七一％；若將初次尋職失業者自循環性失業類型中予以剔除，則更升達二．四七％。顯示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與專業分工，未來我國失業水準將難以再回復以往二％以下之水準；換言之，失業率在二％以上變動應屬正常之經濟運作，應尊重市場之自動調整機制，政府不必要作更多之干預或調節。至於結構性失業問題，本文採Gordon衡量結構性失業之方法，計算各年齡別及各教育程度別之失業率特性化係數，發現我國目前之失業型態，並非以循環性失業為主，結構性失業問題亦占相當比重，其中多集中在低教育程度之基層勞力，至於青壯年及中高齡之結構性失業惡化問題亦應予以特別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