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權宣言」指出，只有在創造了使人民可以享有其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正如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權利一樣的條件下，才能實現自由人類享有免於恐懼和匱乏的自由理想。以「國際人權法典（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主軸所形成的相關人權理念，其所彰顯出的人權價值，都是民主法治國家必須盡力保障且追求的目標。本次行政院修正「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16條、第17條針對非犯情節重大之罪，不得科處死刑，無庸是歷史經驗的產物以及對當代國際人權兩公約課題的回應。溯舊本條例，係於民國29年6月29日經國民政府於大陸公布施行。民國44年5月30日，為配合台灣地區戒嚴時期特殊情形而加以局部修正，是國家對人民規範違反履行兵役法益所制訂之特別刑法。特別刑法本應屬極端例外，但我國卻歷經長達半世紀以上的非常法制，以及對亂世重典的普遍迷信。審視本條例於民國80年動員戡亂時期廢止後，部份條文仍有情法失平之虞，前述特別刑法大部分並未就法律之實質內容做相對應之修正，本條例其內涵所顯示戒嚴及動員戡亂時期之威權、重刑及以國家統治利益為主之基本思想並未根本改變，實不符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刑事法之基本思想。
近世民主法治國家俱皆竭力以保障人民憲法上不可恣意侵犯之基本權利，依「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權暨政治權國際公約」之規定，居住及遷徙自由之具體內容應包括「在一國領土內合法居留之人，在該國領土內有遷徙往來的自由以及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我國憲法第10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自由」，其所保障居住及遷徙自由權利之一部，與言論自由賦予權利人發表或不發表言論時，均毋須向他人申報，同屬理所當然。在過去人權發展的歷史中，由於民主尚未深植人心，若干權益的爭取只有冀望政府的憐憫，人權保障只能盼望政府的仁政，或以極端的武力來對抗政府方能取得。時至今日，因為民主政治的蓬勃發展，人民成為政府的最高決策者，人權保障已從原本的期待「國家仁政」，轉變成為國家無可推卸的義務與責任。長期以來，我國為了確保國家兵員徵、召集制度得以順利運作，乃課予役男及後備軍人於居住所遷徙時應向主管機關為申報之義務，避免徵、召集制度無法有效運作時，對於國家安全所可能產生的危險，進而選擇以對人民自由權利干預強度最強的刑罰措施，作為該項義務被違反時的制裁手段。然隨著國家與社會日益密切的交融，有學者認為縱令本條例或係對於兵役法益之危險行為而有必要加以規範，然兵役制度之維持亦應區分平時與戰時，承平時期對於此等行政管制，部分應僅科以輕刑為已足；至於戰時或為維持國家或人民之生存，始有科以重刑之必要。不論何一時期，一律以該違反行政規制之輕微行為，處以最重有期徒刑之刑罰，實已逾越「刑」「責」之比例原則，亦違反憲法第23條手段與目的必須相當之比例原則。為兼顧人民權利及刑罰之衡平性，本報告擬就現有法令規範，有違人權保障部分，進行檢討、研析並提出修法之具體建議條文，以供本院委員問政或審議相關法案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