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按學校教職員與學生之性平事件之關係，通說認為係屬《刑法》第228條及《性騷擾防治法》第21條所稱之「利用權勢或機會」，優劣勢地位懸殊，對未成年者之身心侵害甚深。
(二) 經查《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1條規定，學校處理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同法第25條第1項雖定有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對加害人（行為人）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或其他適當之懲處。再者，《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8、第9款的規定，教師聘任後必須調查確認有性侵害或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行為屬實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顯然，上述規範均係於調查程序終結後之處置；雖然同法條第4項有「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但因遷延時日過久，被害人於期限內仍無可抵抗接受煎熬痛苦，且須經教評會審議通過，而教評會成員都是行為人之同事，是否能客觀處理不無疑義。另查《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3條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25條第1項的規定，也均係在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之處置條款。
(三) 基上所述，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對於調查之事件於釐清責任前，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原無可厚非，然而對於行為人被認為涉案情節重大之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等之規範，似嫌欠缺對未成年被害人─學生之保護。故現行對行為人之處置應經教評會審議通過的機會不高，以致實務上幾乎僅以行政協調、道德勸說等方式，作為敦促行為人停止授課，倘其不願配合，仍有機會賡續在被害人班級授課或校園活動之情事發生，衍生未成年被害人之受教權與心理戕害，也等同再度受到傷害，甚至被害人可能走不出陰影而輕生造成更大之憾事，顯然悖離學生受教權之保障優於教職人員工作權保障之理念。
(四) 因而似應權宜參酌《公務員懲戒法》第5條第1項之停職規定，賦予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得審酌事件情節之高下，及行為人繼續執行職務對於被害人受教權所生之損害或影響重大與否，將行為人先予停止其職務。又若調查完成後，行為人並無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等事件，自應准許其申請復職。
(五) 綜上，爰建議《性別平等教育法》增列第30條之1：「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對於調查之事件，認為所涉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之情節重大，有先行停止職務之必要，得先行停止其職務。」俾能避免學生再度受到傷害與保障其受教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