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題目：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放寬調閱通聯限制之研析
二、 議題所涉法律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三、 探討研析
(一) 報載法務部研擬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以下簡稱《通保法》)，放寬檢警調閱通信紀錄等限制，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表示，政院近日開過一次審查會，司法院及政院各部會見解不一，他要求法務部先公告法案，聽取意見。但法界認為民主先進國家多採法官保留原則進行審查，若擴大權限，恐利用偵查「假新聞」藉口，任意調閱資料，侵害人權。（2018/9/20中國時報 第A11版社會綜合）
(二) 隱私權是建立在「人是存在、自主與自由的主體」的前提上。「個人自主」此一重要價值，在現今公民社會使得個人可以決定私密領域範圍；可自主地決定參加或退出公共生活及與他人的關連；可自由地按照個人期待重塑自己的生活並管理之。諸如「歐洲人權委員會」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8 條指出：「個人享有建立並發展與他人的關係，包括在情感領域中，發展與充實個人自我個性之權利。」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規定：「一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二 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三)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5號解釋明文，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釋字第631號解釋亦明文，憲法第12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旨在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之權利。國家採取限制手段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
四、 建議事項
(一)檢警調閱通信紀錄，仍應維持法官保留原則進行審查，以保障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
依據現行《通保法》第11條之1規定，檢警要調取通信紀錄，原則上必須先以書面向法院聲請調取票，只有在法院核發調取票後，才可以調取通信紀錄。除了在偵辦特定犯罪、而且情況急迫不及事先聲請時，才可以由檢察官先同意調取，之後再向法院聲請補行聲請調取票。其所彰顯的，就是在刑事訴訟法律上最重要的法官保留原則。
堅守法官保留原則之主要原因，在於通訊監察（包括監聽、調取通信紀錄等）和拘捕、搜索、扣押一樣，都是檢警偵查案件時，運用強制力干涉人民基本權利的「強制處分」。如果遭到濫用，只要檢警對人民稍有懷疑，便動輒進行搜索，導致人民基本權利缺乏保障。因此，強制處分的發動必須要有把關機制，而且把關者應該要具備中立、客觀身分，才會設計由立場超然的法院擔任此工作。因此檢警在發動強制處分之前，必須先取得法官的許可令狀，否則偵查行動就屬違法。法官保留原則的存在，並非指法官地位在檢警之上，而是由中立客觀的法官先審查檢警發動強制處分是否濫權；另一方面，因為程序上增加一道聲請令狀，會使檢警在發動強制處分前更為謹慎。
其次，《憲法》第12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若放寬檢警調閱通信紀錄等限制，可能導致未來檢警僅須提出依其職務判斷有調閱必要證據即可調取通信紀錄，而不須檢具其他客觀事實作為證明。如此等同實質肯定警察亦是偵查主體，有自行發動搜索的能力，儘管可規定事後向法官補聲請調取票的程序，但在事前缺乏審核機制把關下，仍然可能因電信業者在法律上的配合，而產生檢察或司法警察濫調通信紀錄的現象。
再者，通信紀錄若毫無設限開放由執法機關任意調取，不僅不符合比例性，更有導致隱私權被恣意侵害之虞。至於通信紀錄調取的限制，僅限於犯罪案件，其他如人口失蹤找尋或救災案件等，不屬《通保法》規範的範疇，仍可依據《電信法》的規定為調閱。因此，針對《通保法》第11條之1所應關注的並非是修正放寬檢警調閱通信紀錄限制，取消向法官聲請核發調取票程序之問題，而應是檢討目前該條所定案件類型與範圍的限制是否妥當，及針對非屬犯罪偵查的通信紀錄調取是否應直接於條文中明文排除。
(二)監聽案外案所得證據之證據能力，應採嚴格的證據排除法則並明文規定
依據《通保法》第18條之1規定：「依第5條、第6條或第7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者，不得作為證據。但於發現後7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並經法院審查認可該案件與實施通訊監察之案件具有關連性或為第5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罪者，不在此限。(第1項)依第5條、第6條或第7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與監察目的無關者，不得作為司法偵查、審判、其他程序之證據或其他用途，並依第17條第2項規定予以銷燬(第2項)。違反第5條、第6條或第7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或其他用途，並依第17條第2項規定予以銷燬。(第3項)」
由前條規定可知，偵查機關違法監聽所取得之內容或衍生的證據，不僅不得為證據，且關於合法監聽所取得的他案內容，除非在7日內向法院聲請補發監聽票，否則，亦不具有證據能力。該條文採取相當嚴格的證據排除法則，自不利於犯罪偵查與訴追，或亦成為偵查機關認為應予刪除的對象。但是須注意的是，所有強制處分的發動，仍以事前向法院聲請令狀為原則，若有急迫情事致不及聲請，亦應於事後聲請法院補發。故於本案監聽所意外取得的他案證據，於事後向法院聲請補發監聽票乃屬當然，若將相關規定刪除，或有助於犯罪訴追，卻不易防止偵查機關可能過於濫權的現象，甚而使監聽成為侵害人權之工具與方法。
綜上所述，通信監察制度關係人民通訊自由與隱私權的保障，亦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維護，在通信監察過程中可能產生二者利益上的衝突，故宜衡平兼顧之，方可避免縱容違法犯罪行為或其他重大違規行為，導致公共利益遭受損害，並兼顧人民秘密通訊自由、隱私及個資的權利保障。
撰稿人：翁栢萱
